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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后浪”難喜杜甫詩讀懂方知“詩圣”難縱使風雨一生，他仍然是他

發布日期： 2020-05-09 15:45:29 來源：齊魯晚報

最近，BBC推出了“詩圣”杜甫的紀錄片。杜甫被冠以“中國最偉大的詩人”，與但丁、莎士比亞比肩，第一次以紀錄片方式，介紹給西方世界。

“老杜”年輕過、狂過、野過，經歷過中年危機，起起落落，活得辛苦。但他始終有股子活力，或者說叫“青年氣”。無論世道多么艱難，生活多么不易，他的心是火熱的，熱得足以溫暖天地蒼生。長江后浪推前浪，杜甫活出了“前浪”該有的樣子。

有后勁的“老杜”

BBC紀錄片《杜甫：中國最偉大的詩人》，其靈感源自史學家洪業的一本同名著作。該書于1952年出版，是英語世界首部研究杜甫的專著，至今被海外推崇為研究杜甫最具權威性的著作。

“詩仙”“詩圣”“詩佛”“詩杰”……在中國，從來不缺少寫詩的名家，杜甫憑什么擔起“最偉大”三字呢?

洪業十四歲時，也有同樣的疑惑。父親給了他一部石印的《杜詩鏡銓》，作為翻檢詩韻、學做律詩的教材。同時，還留下句話：“不但杜甫如何做詩是可學的，而且杜甫如何做人也是可學的。”

跟李白、白居易比起來，杜甫并不是一個懂得“討好”讀者的詩人。其內容有十之七八，人們總覺得難懂，那苦大仇深的腔調，更讓人提不起氣。這點，倒跟另一位“語文殺手”魯迅很像。

父親告訴洪業，自己年輕的時候，也有這樣的感覺。可隨著年歲越大，對杜詩的欣賞也越多了。“讀李詩、白詩，好比吃荔枝吃香蕉，誰都會馬上欣賞其香味。讀杜詩好像吃橄欖，嚼檳榔，時間愈長，愈好;愈咀嚼，愈有味。”

“國家不幸詩家幸，賦到滄桑句便工。”中國古代偉大的詩篇，往往不是產生于和平幸福年代，而是孕育在國家多災多難的時代。這時候，文學的價值、詩歌的價值才凸顯出來，杜詩的意義也正是在此。

1942年，洪業已經五十多歲。適逢抗戰，他與鄧之誠、張東蓀、陸志韋、趙紫宸等燕京大學教授，被日軍關入監牢四個多月。在獄中，他曾請求獄吏“讓我家送一部《杜詩引得》或任何本子的杜詩一部入獄，讓我閱看”，但未能成功。

那些日夜，縈繞在他心頭的是安史之亂時，杜甫那些斷腸語。“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“泱泱泥污人，狺狺國多狗”“不眠憂戰伐，無力正乾坤”“誰能叫帝閽，胡行速如鬼”……

后來抗戰勝利，日本投降，很多流亡到重慶、成都的知識分子聽到好消息，都不約而同地吟誦起一首詩，就是杜甫的那首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》：“劍外忽傳收薊北，初聞涕淚滿衣裳。”這個時候，大家覺得最能抒發心情的就是杜詩。

每當中華民族遭受艱難困苦的時候，杜詩就成為人們的精神食糧。無數的愛國志士從杜詩中吸收營養，汲取力量，“前浪”杜甫激勵過太多“后浪”。

北宋亡國前夕，愛國名將宗澤主張堅決抗金，但是報國無門。他在臨終時，吟誦出杜詩：“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”抗金名將李綱也一樣，在擔負起保家衛國重任時，他親筆題寫杜詩，送給朋友共勉。

最明顯的例子是文天祥。文天祥被捕后，在獄中關了三年，始終不屈。皇帝投降了，太后投降了，家人失散了，南宋滅亡了，他卻始終不改初心。一千多個日日夜夜，支撐他的只剩下杜甫。

“風檐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”，這是文天祥《正氣歌》的句子，“展書讀”的就是杜詩。獄中生活百無聊賴，他把杜詩的句子從原詩中抽出來，重新組合成新的詩。文天祥一共寫了二百首，都是五言絕句，即流傳至今的《集杜詩》。

“烏鴉嘴”應驗

“李杜詩篇萬口傳”，可李白和杜甫是完全不同的風格。南京大學莫礪鋒教授在《莫礪鋒講杜甫詩》一書中，提到個有意思的現象。

在四川江油李白紀念館和河南鞏縣杜甫陵園，各有一尊李白、杜甫雕像。江油的李白雕像，雕的是李白青年時代將要走出四川的意氣風發的形象。他佩著一把劍，昂首闊步，非常像人們想象中的李白。而鞏縣的杜甫雕像，也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，是一個垂暮的老人。他愁眉苦臉，充滿憐憫地俯視著滿目瘡痍的大地，讓人看了以后心情沉重。

唐朝的詩人燦若群星，唯獨人們在杜甫的姓氏前冠以“老”字，稱之“老杜”。盛唐的那批詩人，論起年紀孟浩然較長，也沒見有人叫他“老孟”，只有李白叫他“孟夫子”。千百年來，只有杜甫擔了一個“老”字。

“老杜”之老，老得徹底。他詩風老到，一句“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”，就寫滿了少林掃地僧般的厚重感;他大器晚成，成都草堂和夔州迎來創作高峰，已逼近人生的暮年。

然而，杜甫也曾年輕過。他出生當年的七月，唐玄宗李隆基即位為帝，翌年改年號為開元元年。杜甫一生經歷了唐玄宗、肅宗、代宗三代皇帝。

杜甫“少小多病”，不是一個健康的兒童，但正如馮至在《杜甫傳》中所說，杜甫生長在一個健康的時代。

那是文化生活高度發達的盛唐，國家統一已將近百年。農村經濟繁榮，交通發達，商業和手工業，甚至科學技術，都有相當的發展。“人民在這時自然也健壯起來，無論在體質上或精神上都具有堅定的自信心。”

少年時，杜甫也曾“仗劍走天涯”。他漫游江南，登臨山川，結交名士，眼界大開。二十四歲時，杜甫去洛陽參加進士考試，幾乎沒有懸念而落第。這在當時很正常，杜甫并未在意，又開始北方的漫游生活，“放蕩齊趙間，裘馬頗清狂”，好生瀟灑。

天寶三年(744年)，三十三歲的杜甫在洛陽與李白相會，不久又結識高適。三人登高賦詩，肆意人生。翌年，在濟南又與李邕相識，作《陪李北海宴歷下亭》，留下“海右此亭古，濟南名士多”的名句。

胸懷長安夢，隨后他迎來了長達十年的“京漂”之旅。為了得到提攜重用，他頻頻獻詩，卻屢屢碰壁，前半生“后浪”的快意戛然而止。

天寶十一年(752年)，杜甫與高適、岑參等人同登長安慈恩寺塔，同題賦詩，寄托感慨。別人都是登高升空、遁入虛遠、與世隔絕，只有杜甫充滿苦悶：“自非曠士懷，登茲翻百憂。”

那一刻，杜甫已經預感到歌舞升平背后所隱伏的危機。只是他不知道，自己的“烏鴉嘴”會那么快應驗。

天寶十四年(755年)，安史之亂爆發，杜甫四十四歲。面對空前巨變，盛唐時期的重要詩人們竟然集體沉默了。

李白正在江南漫游，放浪形骸;王維躲進輞川別墅，高念起佛經;高適身居要職，詩卻寫得越來越遠離現實;岑參“自從干戈動，遂覺天地窄”，忙著摩拳擦掌，哪還有心搞創作。

只有杜甫，在最動蕩的歲月里，始終沒有放下手中的筆，記錄了一部“詩史”。出身名門的他，從此淪落到社會底層，加入到流浪者的隊伍中。杜甫不僅看到了民眾的苦難，也親身經歷著度日如年的生活，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，靠野果充饑，還要仰人鼻息，受人接濟。

人在落難的時候看人生，視野、心態都會發生變化。莫礪鋒說，正是這種流浪的生活，促使杜甫把目光轉向自然、轉向自我，詩的題材更加廣泛，內容也更加深刻。

當年意氣風發的少年郎，在歷經人生百味后，越發成熟、厚重，一位現實主義大師躍然而出。

從安史之亂起到元、白、韓、柳登上詩壇，其間足有三十多年，整個唐代詩壇都被杜甫的光輝所籠罩。

平民惜平民

杜甫這一生，得意的時候少，倒霉的時候多;歡樂喜笑的聲音少，嘆息呻吟的聲音多。可如果他只是心疼自己的話，也終究配不上“最偉大”。

叛軍很快占領了長安。唐政府許多官員選擇投降，宰相陳希烈、駙馬張垍等人變節，到偽政權任職，就連杜甫的好朋友王維也沒能免俗，留下人生污點。

杜甫當時只是個官居從八品下的小官，卻堅決不肯屈膝。因為官太小，叛軍根本沒有將杜甫瞧在眼里，只是把他關在長安。即便如此，杜甫還是冒著生命危險逃出長安，逃過唐軍與叛軍對峙的戰場，九死一生地逃到唐朝臨時政府所在地，投奔“王師”。當時的詩人里，大概只有杜甫這樣做。

后來，他到奉先縣探親，發現家里最小的兒子因挨餓而夭折。身為父親，杜甫無比悲痛、慚愧，但他馬上又想到，普天下還有很多比他更貧困的人。那些失去田地的農民、那些在前線戍守的將士，又該過得多么艱難?

在成都，一個暴風驟雨之夜，他的茅屋被大風刮破，雨水漏下來，床上都是潮濕的，他整夜失眠。這個時候，他想到的居然是“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，風雨不動安如山”。

如今，成都杜甫草堂是美麗的園林，里面亭臺樓閣，花木扶疏，環境幽靜。后人們覺得，杜甫不該住在漏雨的破草房里，他應該住在一座安靜的、優雅的園林里，守著錦繡山河，繼續創作詩篇。

BBC紀錄片里，有個老人每個月都會去一次杜甫草堂，主持人問他“為什么杜甫對他這么重要”。老人說，因為杜甫關心窮人。

南宋理學宗師朱熹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以嚴苛著稱，《朱子語類》里，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有五位偉大的人物：諸葛亮、杜甫、顏真卿、韓愈、范仲淹。這五人，除了杜甫以外，都在政治上頗有建樹，要么是功業彪炳的政治家，要么是為國捐軀的烈士。唯獨杜甫算不上一個政治人物。他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樹，幾乎沒有多少值得提起的東西。他要報效祖國，他想忠于朝廷，他堅決反對叛亂，但是歷史沒有給他多少機會。

憂國憂民的杜甫，一生基本是平民身份，他經常稱自己是“杜陵布衣”，又自稱是“少陵野老”。布衣也好，野老也好，杜甫認為自己不過是民間的一個普通人，一個平凡的百姓。然而，誰說平凡的人就當不起“最偉大”呢?

杜甫人生最后一年，又見到了李龜年。當年兩人初次相見，杜甫意氣風發，“開口詠鳳凰”，而今住在湘江的破船上，杜甫見到故人，依舊興奮直呼：“正是江南好風景，落花時節又逢君。”

人生的際遇離合，大多不受個人支配。苦不苦，想想晚年杜工部。杜甫在痛苦的處境中，能“勉為常人之所難”，這是每個人都可學的。如此為人，走了運，當然會成功;倒霉了，也不至于失敗。因為，縱使風雨一生，他仍然是他。 (記者張九龍)